【创作故事】脱贫路上的“老黄牛”

税费改革，如同一个转动的齿轮，驱动着农村改革走向深入。

以全面取消农业税为起点，惠农政策不断提标，是四十多年来改革强农惠农最好的注脚。从大包干分田到参与市场经济分工，再到享受现代农业分红，越来越多的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，生产升级，生活出彩，让土地生金。

路边的农田里，成排连片的农业大棚一座挨着一座。

凤阳县城南七公里处，就是著名的明皇陵，紧挨着明皇陵的是凤阳县大庙镇东陵村。“你就在村委会门口等着，我马上来接你。”2020年8月29日上午，74岁的陈冠玉在电话那头撂下一句话。一会儿工夫，一辆老年代步电动车驶了过来。陈冠玉有着浓浓的眉毛，瘦削而精神，他热情地和记者打了个招呼，开着电动车将记者带到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。

在合作社的接待室里，陈冠玉一边招呼记者品尝刚摘下来的黄瓜，一边聊起他四十年来的收入账。

“1985年，我当采购员一年挣3000多元；2008年我办起了合作社，年利润30多万元。”陈冠玉说。

陈老为啥外出务工，又为啥返乡务农？故事要从三四十年前讲起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东陵村搞起了“大包干”，陈冠玉家分得11亩地。包产到户之后，农民生产积极性高了，收入也跟着增长。1978年，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3.34元，1980年增长到184.83元，1988年进一步增长到485.5元，十年间增长了4倍多。 “大包干”的红利，让农民的粮仓满了，手头也随之宽裕起来。

“1976年，我家午季每人只分了17斤小麦。包产到户之后，家里的务农收入提高70%。”陈冠玉说。后来，随着农业税费增加，种粮效益下降，种地的收入越摊越薄。

凤阳县农委农经总站副站长周士荣告诉记者：“20世纪80年代初，凤阳县农业税亩均3.25元，提留统筹由公积金、公益金、管理费组成，每亩平均9元。到了90年代，农业税亩均15.6元，提留费用有公积金、公益金、管理费、计划生育费、教育附加费、优抚款、民兵训练费。最高时，提留费用亩均达到78.9元。”

看到田地里刨不出钱，头脑灵活的陈冠玉便想去外面闯荡闯荡。很快，通过朋友介绍，浙江湖州一家绣花厂向陈冠玉抛出了橄榄枝，请他去做销售员。消息不胫而走，陈冠玉成了那时村里人眼中的“弄潮儿”。没过多久，他又到凤阳县对外贸易公司上班，担任菜籽饼采购员，尽管要四处奔波，但收入可观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东陵村外出打工的人零零星星，并未形成气候。到90年代，情况就不同了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农村却还在按老模式来搞农业生产。1990年，东陵村一半的劳动力都选择了外出打工，务工收入占到了农民总收入的60%以上。

“1985年，我一年能挣下3000多元，在农村可以盖起一栋房子。”陈冠玉回忆，“那会儿，我老婆在家务农，刨去农业税和买种子化肥的钱，每年就落下点口粮。那个年代，孩子上学、亲友间的人情往来，家庭花销基本都来自务工收入，种地只能收点粮食糊张嘴。”陈冠玉说。

政策的变化出现在2000年。安徽省率先在全国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，逐步规范、减少涉农收费。在凤阳县，亩均农业税及附加从过去的近百元，减少到47.5元，随后继续下降至33.8元、14.6元，2005年安徽省全面取消农业税。

种田不但不用交税，政府还给农民发补贴。“2004年至2005年，凤阳县粮食直补亩均15元、良种补贴亩均10元；2006年至2015年，粮食直补、良种补贴、综合补贴共计亩均130元至150元。 2016年之后，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，每亩97.5元。”周士荣介绍说。“这么一免一补，每亩地能增加一两百元的收入，切切实实得了好处。”陈冠玉说。

免征农业税、增加种粮补贴，让东陵村村民看到了“农业有奔头、能赚钱”。从免农业税到以工补农，再到新农村建设，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新阶段，农民由分散走向联合，返乡能人叩开致富之门。

2007年，新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出台。第二年，陈冠玉就联合村里的几个种粮大户，领头办起了凤阳县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。这个在外闯荡多年的能人，终于下定决心回乡扎根农业。

陈冠玉办合作社的初衷，就是以农民互助合作的形式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。趁着凤阳县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“生产合作+信用合作”试点，陈冠玉等人设计了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，利用入股村民的闲散资金为股东们提供小额互助资金。

税费改革如同一个转动的齿轮，驱动着农村改革走向深入。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促进农民由分散走向联合，就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
“建大棚，规模化种植苗木、草莓、葡萄，县里都给补贴。有了好政策，为啥不干？”陈冠玉很有信心。

2011年，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土地，种植苗木、花卉和蔬菜。2014年，再次流转了400多亩土地，种上了葡萄、草莓、西瓜、梨树、桃树，搞起了时髦的水果采摘。

2020年8月29日中午，顶着仍有余威的秋阳，陈老领着记者逛起了合作社的园子：“瞧，这是葡萄园，那是桃林，前面是梨树。我们的园子离明皇陵近，游客来旅游的时候，也可以顺道来我们这采摘水果。”记者放眼望去，茂盛的桃林尽头隐约可见一道红墙，红墙那边就是明皇陵了。

“扶贫路”“创业路”“同心路”……果园里一条条水泥路笔直平坦，四通八达。合作社监事长陈学龙告诉记者：“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总投入约320万元，一半资金来自农业、财政等部门拨下来的补贴。”

如今，合作社已流转土地800多亩，拥有日光温室大棚一座、五组连栋大棚一座、十组连栋大棚一座、钢架大棚近一百个，打造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新型农业产业园。

“园子的效益如何？”记者问。

“2014年，我们从水果采摘起步，当年草莓、蔬菜产值只有七八万元，利润大约是两三万元。到了2017年，产值已经达到了120多万元，利润有30多万元。”陈学龙答道。

“支农政策不断出新，给了我们发展现代农业的信心和动力。”陈冠玉恳切地说。

农业发展了，效益上去了，能赚到钱，让务农的人心里踏实了。“过去家里收入主要来自打工，现在都来自务农，我在合作社一年收入有2万多元。”陈冠玉还主动和记者聊起自家的收入：其中工资2万元，分红2500元，另外家里还流转了几亩地，每年租金收入近三千元。

从多打粮到惠民生，再到“挖穷根”，新时期惠农政策不断提标扩面，庄稼人有了更多获得感。

站在东陵村村委会门前，记者举目四望，道路整洁，一排排小洋房掩映在绿树中。“这样的小区，我们村一共建了6个，已有2000多名村民入住。”东陵村党支部书记顾文超说。

近年来，随着惠农投入不断增加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加大，东陵村的村容村貌越来越美。集中居住区之间互通水泥路，路边装上了路灯，村里规划了景观塘、节点绿化，建起了居民健身广场。“村里的保洁交由一家环卫公司负责，就在村里聘用保洁人员，给村民也提供了就业岗位。”顾文超告诉记者。

从激励农业生产到着力改善农村民生，秉承“多予少取”的基调不变，惠农政策不断出新并落到实处。

村委会是一栋两层小楼，白墙黑瓦，简洁现代。记者走进村委会办事大厅时，几位工作人员正忙着统计扶贫信息。“村里原有51户贫困户，现在已脱贫34户了。”顾文超说。

“自家日子过好了，还要‘有福同享’，依托农业合作社，带动村民一起增收。”陈冠玉说，“没脱贫的贫困户，都纳入到合作社里了，每年参加分红，算是给他们‘发红包’。”

在凤阳县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，扶贫的方式有好几种。“我们有专门的扶贫大棚，贫困户可以栽种水果、蔬菜，等有了效益再给租金，这种模式称为‘造血’；另一种模式是，贫困户可以到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园打工，劳务工资70元一天。”陈冠玉娓娓道来。

2020年8月29日下午，在合作社的招待室里，记者见到了村民张建清，他那黝黑的脸，十分朴实。早在1988年，张建清就在蚌埠跑起了运输，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一年能挣六七千元。“那会儿在家务农不挣钱，只能出去打工。”张建清说。

2002年，在家务农的妻子突然得了重病，治病花去了家中大量积蓄。为了照顾妻子，张建清只得返乡，同时寻找新的挣钱门路。“我本想种植葡萄，摸摸兜里，却掏不出买两亩葡萄苗的钱。”张建清的话语有些苦涩。

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成立后，张建清参加了合作社，一边在农业产业园里务工，一边跟着技术人员学习葡萄种植技术。学会技术后，他通过合作社贷款2万元，买了葡萄苗回家种植。“一开始只种了两三亩，现在已经有六七亩葡萄园了，家庭收入也节节高。刚开始种植葡萄时，年收入大约万元左右，现在已经达到2万元。”张建清说。

村集体经济壮大了，才能更好地提高农民收入，提升农民幸福指数。2015年，东陵村成立了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，通过流转土地、盘活固定资产、美好乡村项目建设等措施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。同时，依托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等7个农业合作社，不断推进生态效益农业发展。

“目前全村共有合作社社员534户，5个畜禽养殖基地。其中，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把瓜果采摘、大棚蔬菜等种植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产业，带动示范效应明显。”顾文超说，“如今，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元化，包括务工收入、务农收入、合作社分红等，2017年底，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4630元。新农合参保率达100%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5%。”

摘掉了贫困帽，富裕起来的东陵村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滁州广播电视台　张晓宝